刘军汉：“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突出强调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重要意义。“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人们可能要问，近代以来包括工团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合作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泛劳动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等西方各种思潮大量涌入中国的情况下，为什么中国人民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唯有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这是一种偶然现象，还是历史的必然？如果说是历史的必然，其必然性来自哪里？换句话说，“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总的来说，这种可能来自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者之间文化机理上和理论品格上的内在契合性。

一、宇宙观上的契合性

人类在长期的劳动实践中，形成了对宇宙的基本看法，这一基本看法即是宇宙观。作为人们对整个宇宙的总体看法和根本观点的宇宙观，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以总结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成果为依据的关于整个宇宙的科学图景，从根本上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类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世界是物质的，意识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是对物质的反映；宇宙是普遍联系和运动发展的，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最根本的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既斗争、又统一，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是唯物辩证的宇宙观。而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整体上也是唯物主义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宇宙观认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共同的主宰——场、时、象、气等。场、时、象、气等的发展变化主宰着现实世界中的人、事、物的发展变化。中国传统文化把宇宙的主宰(场、时、象、气等)分为五种：木、火、土、金、水，我们先人称之为“五行”，它们之间不断地运动变化，且相生相克。这是朴素的唯物宇宙观，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宇宙观在根本上是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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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宇宙观的契合性还体现在看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马克思主义主张人与自然是矛盾的统一体，是辩证统一的。人与自然虽然有各自的特殊性，但又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共生关系，自然为人类提供了生存和发展的条件，也制约着人类的行为，人类的生存发展依赖于自然，同时也影响着自然的演化过程。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共生关系。如果人类盲目索取和破坏自然，其结果只能是导致自然内部的平衡被破坏，进而导致人类社会的平衡被破坏，那么人类受自然的报复也就在所难免。中国传统文化遵从“天人合一”，“天人合一”思想，儒、道、释等诸家皆有阐述。天指天道，还指自然大道，道家道教所说的天，多指自然、天道。天人合一，多指人与道合而达到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境界，也指天人相合相应。“天人合一”思想要求人们以天道为准则，尊重自然、保护自然、顺应自然，融天道与人道为一体，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天下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观认为，世界上的各个国家、民族是相互联系着的，存在着物质上的、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各种联系。恩格斯早在1876年谈到事物普遍联系的“辩证图景”时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的历史。这要求我们要站在全人类的视角看待整个无产阶级运动，要像关心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人民一样去关心其他国家、其他民族的人民，没有全世界人民的解放就没有自己国家、自己民族的解放。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下观是非常重要的内容，深刻影响了中国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中国传统文化历来讲求“天下一家”，主张协和万邦、讲信修睦、亲仁善邻，憧憬“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美好世界。千百年来，“世界大同、天下一家”始终是中华民族的理想追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下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大家庭，人与人之间应相互尊重、相互关心、相互帮助，强调个人利益应服从整体利益，不应损“公”肥“私”。这种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传承和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的天下观在根本精神上一致。

三、社会观上的契合性

关于人民是社会历史发展主体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重要内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认为，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的主体，人民是推动社会变革和发展的决定力量。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上的活动和思想都是‘群众’的思想和活动……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指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马克思主义社会观的核心思想是“人民至上”，即人民是社会的根基和主体，人民是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人民的利益是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历史的本质出发，创立了群众史观，得出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结论。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群众史观产生以前的历史观，要么以“神的旨意”作为历史变迁和发展的依据，要么以“英雄创造历史”来解释历史发展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在科学总结自然、社会知识的基础上揭开了历史的真相，找到人民群众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形成内涵丰富的马克思主义社会观。

中国传统文化极其重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思想。民为邦本，原是“民惟邦本”，出自《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相关论述，古籍的记载不胜枚举，如“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战国策·赵策二》）“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左传·哀公元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世界文明宝藏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民本思想，同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中的人民主体性思想具有高度契合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将民为邦本、为政以德思想作为彰显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一个重要元素。

四、道德观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与中国传统道德观在内在精神上具有相通性和一致性。在人道主义方面，马克思主义强调人可以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来改造世界和改造自己，强调“人是社会的主宰”的价值，强调对人的高度尊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强调仁爱，“仁”是儒家学说最为核心的关键词，也是儒家学说的基石。《论语》共两万多字，“仁”字出现了109次，凸显了强烈的人道主义。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儒家文化认为人与自然万物都是秉承天地之气而生的，是一个生生不息的生命整体，人与天是相通的，须臾不可分离。如司马迁提出了“天人之际”说，董仲舒提出了“天人感应”说，程颢提出了“天人同体”说，刘禹锡、柳宗元提出了“天人相交”说，张载提出了“天人合一”说，王阳明、陆象山提出了“天人一心”说等等。可见，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二者又是契合的。在集体主义原则方面，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强调的是消灭私有制，最终达到全人类的解放，实现共产主义。中国传统道德观中，强调的是“天下为公”、“天下大同”，强调在尊重个人利益基础上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在公平正义方面，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提出“消除在物质占有和精神占有上的差别”，这是在强调公平的重要性。中国传统道德观中，强调义在前利在后，重义轻利。二者在这方面又实现了融通。在集体主义原则上，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强调一切要以社会发展为主，集体的利益大于个人的利益，只有集体的利益实现了之后，个人的利益才能真正实现，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言“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中国传统道德观中，有“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思想，即在“大道”施行的时候，天下为万民所共有，可以进入“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大同世界。这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是相互契合的。

五、理论品格上的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是开放包容的思想体系。它是在借鉴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等欧洲思想和其他思想成果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的开放包容性还集中体现在经典作家在对待自己理论的态度上，经典作家并没有把自己的理论当做永恒不变的真理，而是认为包括自己学说在内的任何学说、理论都是一定时间、地点和条件下的产物，都有其局限性，任何理论学说都要修正、完善和发展。“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条件为转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就是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他们的后继者们不断根据时代、实践、认识发展而发展的历史，是不断吸收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丰富自己的历史”。中国传统文化在对待不同文化上主张“和而不同”，也具有与马克思主义一致的开放包容性。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进程中，不断地与外来文化进行交流碰撞，不断地借鉴吸收其中的有益成分，不断融合出新的面貌，先后产生了先秦文化、两汉经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等文化样态。近现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开始了与西方文化、马克思主义交流、融合的历史进程。儒学与西方文化相融合，形成了现代新儒学；儒学与马克思主义相融合，形成了包括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内的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者：刘军汉，河南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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