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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除外我们也看到，疫情之后，中国经济转入到一个新的常态。但这个新常态可能与是否遭遇疫情相对无关，而是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到这个阶段后带来了全新的变化。我们从三个方面来看这种常态的变化。首先，中国经济的发展遇到需求侧的新常态。也就是需求侧因素，特别是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常态化制约。过去我们说新常态的时候，主要是供给侧的新常态，是指劳动年龄人口负增长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进而造成实际经济增长下行。而现在，需求侧因素、消费因素越来越重要。这里提供两个跨国数据揭示的规律（见下图）。其一，随着人口老龄化，特别是老年人口超过14%以后，人们会发现居民消费率，也就是居民消费支出占GDP比重开始有下降的趋势。其二，在老龄化加深的过程中，过度储蓄现象也趋于严重化。以总储蓄超出总投资的比例作为超额储蓄率，可以看到其与老龄化率具有正相关的关系。中国的老龄化率2021年就超过了14%，2022年已达到14.9%，消费和储蓄或许也面临上述新趋势。目前，由结构性因素和摩擦性因素构成的城镇自然失业率大约为5.1%。从几个方面判断，未来自然失业率攀升到5.3%-5.5%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每次衰退或危机之后，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问题会趋于强化。第二，农民工等流动就业群体、各类毕业生、大龄劳动者等，在总就业人群中的比重趋于提高，易于导致结构性和摩擦性就业困难。第三，数字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变化加快，对人力资本提出更高要求。这种趋势有可能强化就业的灵活性，进而导致就业的非正规性和不稳定性增加，不利于收入增长、劳动者权益保障和社会保障覆盖。最后，居民的微观行为有可能形成一种新常态。未来在经济增长有所下行的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以下三种效应并影响到居民消费和储蓄行为，以及资产负债表设定。一是收入效应。党中央提出要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因此，在未来GDP潜在增长率趋于降低、需求因素对实际增长可能构成制约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速度，也不可避免地会慢于以前的速度。二是城镇化效应。随着新型城镇化推进，我们需要挖掘新市民的消费潜力。固然需要促进他们收入的增长，但是，最重要的是确保新市民获得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务，通过解除其消费的后顾之忧，提高消费意愿。三是结构性效应。未来人口总量进入负增长时代，经济总量的增长也在减速，因此，越来越多的动力和动态都来自于结构性调整，无论是把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出来，还是把低收入者变成中等收入群体，提高他们的消费层次都要依靠调整结构进行。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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